我是鲁西北一名普通的基层法官，十几年的乡镇人民法庭工作历练，使我逐渐熟悉并融入到“农民”这个数量庞大但常常处于弱势位置的群体，和许许多多忠于职守、默默奉献的人民法庭的法官们一起，日夜守望在黄河故道希望的田野上。在这天高云淡、清风徐徐的金秋之夜，蓦然回首，那一幕幕融入生命的记忆，像一曲如歌的行板，令人回味悠长、难以忘怀。
一次刻骨铭心的“抢人”事件，让我对“司法为民”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理解。
我于1994年考进法院以后，和其他新进同事一起被直接下派到乡镇法庭，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始终没有离开。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耳濡目染基层群众真实的生存状态，找到了“乡土法官”的角色定位，但是，关于如何把握司法权力，如何做到“司法为民”，却是经历了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。特别是亲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“抢人”事件之后，让我对“司法为民”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理解。
那是我刚下到法庭第二年的夏天，庭里安排我为一起离婚案件做庭审记录。原告因为娘家在四川而独自前来，依稀记得男人的年纪比原告大很多，衣衫破旧、老实木讷，庭审时只是反复表明自己的无辜和对婚姻的坚持，法官整整一上午苦口婆心的调解工作没有丝毫效果。庭审在平淡无奇中结束，原、被告二人一前一后走出了法庭，我们边收拾卷宗、边讨论案情，言语中不觉流露出对被告的同情。
一切就在貌似平静中有预谋地发生了。突然，外面隐约传来女人凄厉的呼救声，熟识的四川口音令我们愕然和震惊，当我们醒悟过来跑到大门外，绰约分辨出几个人在远处疾驶中的农用车车斗里摁压着原告，势单力孤的四川女人痛苦挣扎中还在朝着法庭的方向扬臂呼喊，转眼间只留下一路灰尘和空旷……
尽管我们后来妥善处置了这次抢人事件，尽管当事者本人可能早已时过境迁，但是，亲历抢人事件时内心深处那种冰冷的战栗和长久的自责，还是那么刻骨铭心、历历在目——假如能把被告的心理了解得更深透一些，假如能为原告考虑得更周到一些，假如能把案件的处置方案做得更全面一些……一切也许本来可以避免。
有人说，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。生存比生活重要，高尚的道德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质丰富做支撑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法官或许没有权利指责什么，法官们需要做的，也许就是通过身体力行的审判实践和人文关怀，引导我们的当事人走出个案的狭隘和偏激，唤醒他们人性道德的回归和对国家法度的敬畏，帮助他们重新走进人群、融入社会。
抢人事件带来的这些反思，对我以后的从业理念和职业习惯影响至深，时刻警醒着我经常做换位思考，审慎地办理每一起案件，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，尽量替他们多想一点、多做一些，帮助他们学会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人，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纠纷。
在我们后来办理的很多案件中，义务接送行动不便或者安全没有保障的当事人，就成了我们一以贯之的自觉行动，再没有发生一起当事人在诉讼中产生冲突、矛盾激化的现象。
我们曾经审理过一个福建女青年起诉本地一男青年离婚的案件，庭审结束后，为确保原告安全返回福建，我们不畏男方家族的对立和不满，驱车几十公里把原告护送到车站，嘱咐原告两次中途换车和到老家以后，一定用手机给我各发一条平安短信。我知道，这个真实的“三个平安短信”的故事，仅仅是我们法官群体践行“司法为民”宗旨的一个缩影，在我们的身边，每天都有很多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发生着。
正是这些卷宗里找不到任何记载的故事，在日益提升法官内在品质和职业形象的同时，也会让我们的诉讼群众切身体会到，法律不仅是威严冷峻的，也是温和亲善的。当法律以温和亲善的面孔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更为积极的信息和更为强大的力量。
一起赔偿纠纷的和谐审理，使我得到了“基层法官可以把外来干预因势利导、为我所用”的工作启示。
中国人特别注重亲情、讲究面子，越是接近基层，人们这种“熟人好办事”的观念越是根深蒂固。基层法官常年生活、工作在相对狭小的区域，熟人多、关系广，办案时难免遇到人情、关系的干扰，真实地感受到情与法的碰撞和考验。
多年前，我曾经办过这样一件案子。当事人王某、马某是同村村民，一天晚上，两人在存放着建筑材料的小胡同相遇，因让道通行问题发生口角并相互殴打，黑暗中王某把马某打成轻微伤，被马某告上法庭，要求其承担医疗费用7000余元。家境贫寒的王某闻讯后离家出走，案件在公告送达中一度陷入等待的僵局。
马某心急如焚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他的一个表妹是我的远房亲戚，多次让她表妹来法庭打听情况。马某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作为承办法官，我又何尝不想尽快结案呢？可王某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一点消息。
庭审日期在等待中一天天临近了，这天我刚下班，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打来电话，邀请我一起出去吃晚饭。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，我对这种事情向来比较敏感，坚持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。经不住我再三追问，同学告诉我是她一个亲戚跟别人打架的事，想让我关照关照。我一听很兴奋，马上问她的这个亲戚是不是姓王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我告诉她吃饭的事就免了，明天让王某直接去法庭找我，俗话说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只要王某有诚意，我会尽力做双方的调解工作。
同学是最了解我的，再没有勉强什么，第二天一早，陪着这位久未谋面的被告一起来到办公室。以前，我对这种情况有种本能的排斥，认为只有理亏的人才在这方面动脑筋，可王某的出现意味着案件转机，同学又是一向关系要好的，所以那天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通过交谈，我了解到被告这些天在外躲避，生活也很艰难，家里的秋庄稼即将成熟，但是因为负案在身，有家不敢回，心里也很矛盾，几番打听到同学的关系，在同学及家人的教育、开导下，认识到自己一味躲避于事无补，这才鼓起勇气来到法庭。被告同时表示，听村里人说原告住院时捎带着医治了自己的乙肝病，况且还是原告先动的手，自己最多承担一半的医疗费用。
等他们回去后，我没有急于做原告的工作，而是找到县医院一个大夫帮忙，确认原告起诉的数额里确实包括与外伤无关的费用。心中有数之后再做原告的工作时，原告当即表示同意调解，但称治疗乙肝的花费比例很小，被告如果不相信，可以找专家做鉴定。双方各执一词，赔偿数额相差2000元，调解暂时没有成功。
正当我为下一步的工作踌躇不决时，老庭长告诉我：“两边都有关系人，让她们替咱做工作就省劲多了。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一下子豁然开朗，马上找到两个关系人说明情况，对利弊得失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。两人都是明白人，一个痛快的答应回去做自己关系人的工作，一个干脆表示能代表当事人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王某和马某都做出了让步，此案很快调解结案，两家人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这个案子的和谐审理，使我受益颇深：六亲不认、机械执法的做法固然勇气可嘉，但法官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无谓的代价，办案效果也未必尽如人意；立足我们身处的乡土环境，因势利导、适当变通，善于把被动的外来干预变成主动的为我所用，这也许是平衡利益关系、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。
一个“骨头”案件的圆满执行，让我明白通过法官卓有成效的劳动，绝大多数诉讼群众是可以教育感化、息诉服判的。
长期的基层审判实践使我认识到，法庭受理的绝大多数都是婚姻家庭、邻里关系、损害赔偿等传统民事案件，与人民群众的生产、生活息息相关，这些案件有的是因长时间的矛盾积累形成诉讼，有的是因短时间的闹事怄气走上法庭，很多诉讼群众在思想上存在误区，一味追求自己“出口气”、“讨说法”，如果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不到位，仅仅片面注重法条的应用，往往会事与愿违，案结事不了甚至埋下新的社会隐患。
那还是在六、七年前，我刚刚主持法庭全面工作，当时庭里执行积案较多，我们决定以此为突破口，开展一次“百日大执行”活动。
辖区一村民孙某因长期拒不执行离婚判决案，被我们列入“骨头案”进入首批执行范围。原来，孙某之妻起诉孙某离婚一案，根据该案案情及当时的法律政策规定，法院判决女方返还接受孙某的订婚彩礼款1000元，存放在孙某家中的女方嫁妆归女方所有。
孙某对判决不服，但其既不上诉、也不申诉，只是消极对抗、拒不自动履行，在女方申请强制执行以后，索性把家中财产隐匿起来、一走了之。执行人员费尽周折找到孙某的父母，谁知老两口的劲头比儿子还大，不仅不配合，还直截了当地承认嫁妆的事就是他俩干的，因为儿子订婚、结婚的花费都是他俩筹借的，女方的嫁妆还是用彩礼钱所购置，没过几天日子就离婚，判决结果对他们又这么不公，他俩一气之下就把嫁妆卖掉还账了，还声称“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”，公然对抗执行。案件执行因此几度搁浅。了解到案件的来龙去脉之后，我感觉这个案子虽然涉及财产不多，但双方矛盾较深、男方抵触情绪较大，是块难啃的硬骨头，被执行人孙某外出躲避、没有下落，只有从其父母身上打开突破。
为防止出现意外，原定强制执行日期的头一天晚上，我们决定提前去一趟现场，查看执行路线，确认一下外围的情况。当时正值隆冬，天已经很黑了，孙某父母家中破旧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，窗户上没有玻璃，只用旧塑料布遮挡着，破损的边角在瑟瑟的北风里抖动着。这个生活拮据的家庭让我心里一沉，转念一想：“我是新来的生面孔，又是个女同志，他们不一定对我有多大的成见，何不进去会会他们，说不定会有转机”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只带一名女同事进去，其他人留在车上等候。
见两个女法官冒着寒冷深夜前来，孙某的父母流露出惊讶的表情，言谈举止中，我发现孙某的父亲对妻子言听计从，就决定先做孙某母亲的工作。也许是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切和好感，也许是我们的诚恳感动了这个为儿女一生操劳的女人，孙某的母亲渐渐地从抵触变成了倾诉，忿忿地诉说着自己家人财两空的境遇和对判决结果的不满，当我们告知其转移、变卖嫁妆的法律后果时，她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东西是我卖的，你们爱咋地咋地，让派出所来抓我好了！”孙某的父亲也在一边帮腔起哄：“你们现在就把她送给派出所吧——要是咋着她，我全家老少跟你们没完！”老两口的话虽然让人啼笑皆非，但我总算弄明白了，他们并非故意搅闹，确实是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，况且，他们所谓的“道理”在当地很有普遍性，一下子扭转不了也在情理之中。
但是机不可失，一旦今晚无功而返，不但可能因为打草惊蛇导致明天的执行计划泡汤，以后的结果也很难预料。怎么办呢？我在一瞬间有了一个双保险的新方案，顺势要求孙某的母亲跟我们走一趟，承诺到法庭对其进行法制教育。孙某的母亲似乎没把我们两人放在眼里，痛快地跟着上了警车。
回到法庭后，我们顾不上连续执行的疲惫，像姐妹一样跟她推心置腹地拉起家常，有了初步的信任之后，找出相关法律条文念给她听，见她似乎有所触动，又领她到我们的“法律文书展评室”，选取了几个与孙某离婚案情况类似的案例读给她听。直到深夜，我的嗓子沙哑得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孙某母亲愤懑愁苦的脸上也渐渐露出笑容，诚恳地说：“好妹子，辛苦你们了，这回我算彻底明白了。你放心，天亮我就打电话，让当家的把东西送过来，保证一件也不少！”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孙某的父亲听到妻子电话里的劝说后，很快将满满几大车嫁妆送到法庭，就连好几个没写进判决书里的小物件，也被他一个不落地送了过来。一件棘手的案子就这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这次执行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，绝大多数诉讼群众通情达理、质朴善良，通过法官卓有成效的劳动，即使是执行案件的当事人，也是可以教育感化、息诉服判的。如此，案结事了、案结事好甚至胜败皆服的办案效果，就不再仅仅是法官的憧憬和苛求。
每每想起这令人难忘的基层岁月，心中总会涌动出一种表达的冲动和感慨，为着生命中最深的那份职业情怀。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、审判事业沧桑巨变的美好日子里，我——一名普通的基层法官，愿意继续与坚守在基层岗位上的法官们携手同行，共同创造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清明和谐、辉煌灿烂的明天！
